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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2020-07-23 09:58:16

人物小传

董学书:1935年2月生,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原研究员,从事蚊虫分类、生态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60余年。他编纂的《云南按蚊检索图》《中国按蚊分类检索》《中国媒介蚊种图谱及其分类》《中国覆蚊属》等学术专著,成为中国及亚太地区蚊虫分类生态研究的教科书,为中国及亚太地区蚊虫分类研究和蚊媒传染病防治做出了突出贡献。

董学书(右二)向同事讲解蚊虫分类。资料照片

年轻时候的董学书进行蚊虫鉴定。资料照片

在云南寄生虫病防治所见到董学书时,他正坐在显微镜前,一边研看标本,一边细细地刻画蚊虫标本;实验室里非常安静,只听得见铅笔落在纸上沙沙作响……

70年前,董学书外出求学,临走时父亲叮嘱:“你读了书,就要为社会做点事。”60多年前,从贵阳医学院毕业后的董学书回到云南,投身疟疾防治第一线时,他才刚满20岁。今年6月,云南刚刚通过了国家消除疟疾的终审评估。此时,董学书85岁。

从灭蚊防疟、蚊种调查,到绘制蚊子形态、整理著作,董学书一直在坚持蚊虫分类生态研究。他说:“把一生奉献给热爱的事业,是一种幸福。”

“哪里有蚊子,哪里需要防治蚊虫疾病,我就到哪里去”

“防治蚊虫就是防控疟疾的关键。”董学书说。时间的指针拨回60多年前,在当时的云南,仅高度和超高度疟区就多达40多个,防控和消除疟疾的任务十分艰巨,“自然界的蚊子种类不少,首先要找到哪一种蚊子是传播媒介。”

“要到一线去。哪里有蚊子,哪里需要防治蚊虫疾病,我就到哪里去。”董学书说,疟疾肆虐最严重的那几年,他来到了西双版纳勐海县。傣族人所居住的传统竹楼,夏天蚊虫很多。在蚊子最多的牲畜圈棚里,董学书常常来“卧底”……

董学书拿老式传统的吸蚊管,先用漏斗罩住蚊子,嘴巴对着另一端的细口猛地一吸,将蚊子困在管子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蚊子收集起来,装在玻璃瓶里,以便带回去研究。棚里卫生条件差,董学书常常吸入不少灰尘,慢慢落下了慢性咽炎的毛病。

即便后来有了电动诱蚊灯,董学书还是坚持使用最传统的办法。“电动器械容易对蚊子的样态造成破坏,不利于做标本采集和分类鉴定。”董学书说。

在解剖了上千只蚊子后,董学书和同事们终于确定了微小按蚊就是当地传播疟疾的媒介蚊种。在充分掌握其生态习性后,他再次回到一线,开展防治工作。“找到它们生长的水塘、经常活动的区域,喷洒药水,同时用焚烧野蒿等方法,大面积灭蚊。”董学书说,仅仅一年时间,当地感染疟疾的人口比例就大幅下降了。

“吃不了苦,就做不成事。在原始森林里,总能有新发现”

在董学书的实验室里,一层层垒起来的木盒,成为他最宝贝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一根根细针上,都是采集回来的蚊子标本。

“通过蚊类传播的疾病很多,疟疾、乙型脑炎、登革热……每一种疾病的防治都很棘手,所以蚊虫的研究工作不能止步。”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董学书就开始着手对云南全省蚊类进行系统调研,延续至今。

每逢春季,蚊虫刚有了点动静,董学书就背起行囊出发了。3月出发,11月返回,大半年时间,董学书都在跟各式各样的蚊子打交道。地方越偏远,董学书就越兴奋,“吃不了苦,就做不成事。在原始森林里,总能有新发现,找到一些特殊的种类。”

记者问起采集标本有什么秘诀,董学书笑着说:“要会吃苦,还得会跑。”董学书说,有一次,在野外采集标本时,突然从草丛里窜出一条眼镜王蛇。当时的他身材瘦小,眼镜王蛇身子立起来,比他还高。董学书吓出一身冷汗,看准机会飞速逃离……

从河谷地带,到海拔4000米的雪山,不同海拔、不同植被,董学书的足迹遍布各地。直到年纪大了些,董学书的野外作业次数才逐渐减少。他的学生每次外出调研带回的“礼物”,依然是董学书最爱的蚊虫标本。

经过董学书等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云南寄生虫病防治所收集了几万套蚊子标本,共发现云南蚊类304种,包括1980年以来发现的53个新种、29个中国新记录种,为云南蚊种的地理分布、种群数量、季节消长等特性提供了大量学术材料,也为科研、教学、疾病控制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再精微的仪器,都不能代替手工生物画图”

翻开厚厚的《云南蚊类志》,2400余幅关于蚊虫各个部位构造的绘图,每一幅都栩栩如生,细致入微——这是董学书的得意之作,里面的插图全部出自他一人之手。

“我觉得画得还可以。”提起《云南蚊类志》,董学书说,虽然是“半路出家”,但凭着坚强的毅力和“阅蚊无数”的经验,董学书将蚊子身上的纹理脉络刻画得清清楚楚。

画图是蚊虫分类生态研究工作的一个基础性环节。董学书解释,要想完整地呈现蚊子形态,需要20多张图,头、足、雄蚊尾器、斑点……很多部位肉眼无法看清,董学书会在显微镜下仔细审查后,反复对比确认,再落笔成画,力求每一笔清清楚楚、丝毫不差。

画功如何体现?在于清晰地区分不同蚊子的形态。董学书说,雄蚊尾器是鉴别蚊种的一个重要依据。只有画得精准,才能将其内部形态的每一层都还原下来。“再精微的仪器,都不能代替手工生物画图。”

1996年,董学书正式退休;但第二天,同事们又见他出现在实验室里。“跟蚊子打了几十年交道,一天不做相关工作,我都不习惯……”现在,董学书依然保持每天工作的状态,每年都要写一两篇关于新蚊种的研究报告。他的新书《云南蚊类名录》,前不久刚刚抵达办公室。

“虽然我已85岁了,但我还可以做一些工作。”董学书给自己排出了一份满满的工作日程,除了国内研究外,他还打算编写周边国家的蚊类志,“给周边国家的蚊虫研究、疾病预防提供参考资料,可以跟我们的防治同步进行,以进一步巩固防疫成果。”他说,“我要干到干不动为止。”

记者手记

毕生坚守最动人

采访完董学书,记者深深感动于他的毕生坚守。85岁的他,退休20多年了,直到今天依然风雨无阻地去实验室“打卡”上班,家里人都说,他“待在实验室的时间比在家里还多”。

编撰《中国按蚊分类检索》《中国覆蚊属》等学术专著数百万字,仅《云南蚊类志》中,由他绘制的蚊子细节图就多达2400余幅。60多年的倾心研究,他为中国的蚊虫分类研究和蚊媒传染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面对这些成就,董老却说:“我没有做多少轰轰烈烈的事,只是尽可能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

为学科培养后继人才、继续编著相关学术著作,现在的董学书依然有满满的工作日程表。“未到终身,就一定要继续工作。”董学书用一生践行,生命不息,耕耘不止。

(记者 李茂颖)

(责任编辑:罗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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