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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人物》2020-04-02 12:01:46

张文宏:浙江温州人,1987年考入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长期在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病科从事临床工作。先后为香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及芝加哥州立大学微生物系访问学者以及担任博士后工作。现任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忙得脚不沾地,你采访他,得‘挤’他的时间。”去上海之前,《环球人物》记者就频频收到预警,重音都在“挤”字上。到了上海,记者跟着他从日到夜,颠簸、紧凑、繁累,身心全都高速运转,是典型的战疫状态。

当天上午,张文宏在收治输入性病例的定点医院了解病人情况;下午3点,他在华山医院和记者匆匆打了照面,就开始跟疫情风暴中心的意大利专家进行视频会议;傍晚,他和记者同车,穿越大半个上海,到他抗疫时期的常住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晚上10点,他回答完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摄影师抓紧拍了几张照片。只要摄影师稍稍停顿数秒取景,他就疲惫得睁不开眼。但他牢牢记得第二天的行程:要与中国驻德国杜塞尔多夫总领事馆视频连线,解答在德华侨华人的防疫难题。即使累成这样,临别时,他还是笑着跟记者说:“你们更辛苦,从北京跑过来,回去还要居家隔离14天。”都说采访耿直、犀利、智商情商双高的张文宏是件难事,稍不专业就可能被他“怼”,但这次漫长的采访下来,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温暖的、心有大爱的张文宏。

“一旦关注,长期感染,无法治愈”

《环球人物》记者和张文宏的见面有点戏剧化。3月16日下午,在华山医院感染科所在大楼的门口,一口浓重南方口音的保安大爷一把拦住了记者和摄像团队,不让进。记者担心错过跟张文宏约定的时间——他很守时——于是连说带比划,正着急,一位白大褂从身后快速经过,看了眼摄像器材,干脆地说:“跟我走吧!”这声音全国人民太熟悉了:张文宏!记者顿时舒了一口气,心里踏实了。

自从疫情开始后,张文宏一出现在公众面前,就自带这种踏实感。不管是他在“华山感染”公众号上更新的文章,还是在媒体和视频连线上发表的疫情观点,他的权威、直率、理性和生动,给处在迷茫和紧张中的人们解答了很多疑问,带来了踏实。

不少人开始“粉”他,状态正如关注“华山感染”公众号时收到的那句问候语:“一旦关注,长期感染,无法治愈。”大家追着一个医院的公众号更新,自称“新冠病毒是没感染上,却被张文宏感染了”。张文宏自己也吃惊:“今天上午我看了一眼昨天发的文章阅读量,吓了一跳,8.6个亿。”他说出这个数字,也吓了在场的记者们一跳。

这篇文章就是3月15日更新的《张文宏:大流行状态下的国际抗疫与中国应对——国际战疫动态与展望(二)》,文章提到“按照当前全球的抗疫情况,本场疫情在今年夏天结束基本已经不可能”,成为当日的热搜新闻。

下午的见面只有半个小时,张文宏用他生动的叙述把一屋子记者感染了一遍。“新冠病毒,它的兄弟很多啦,现在加起来有7个,但其中4种冠状病毒就是我们感冒病毒当中的一种,我们从来不叫它传染病,因为大家每年都感冒。”“冠状病毒就是这样,如果大家不戴口罩,今天我们在这里一窝,开心地一个下午过掉了,那明天开始大家全部都要隔离。”“中国现在可以讨论这件事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戴口罩了?这个事情是国家要方方面面全部考虑的,不是我们医学一家可以讲这句话的,但至少是可以讨论的。”

他对时间的估算非常敏感,讲完后拿起手机一瞥,时间快到了,立即起身道别,赶去医院附近的视频会议现场,与意大利政府官员和专家、多国侨社代表进行视频连线。此时,还有《环球人物》在内的两家媒体没有完成专访,他一边走还一边不忘把记者安排得明明白白:“晚上我要去公卫中心(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不开车了,坐你们的车走,路上有1个小时说话。”

这场视频会议开了3个多小时。张文宏向处在疫情“水深火热”中的侨社代表和意大利政府官员、专家传递了信心:“中国医生总结了很多经验,我们也看到了大部分病人确实是可以得到治愈的。”根据国内经验,他着重向意大利强调了最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重症病人一旦增多,医疗资源分配如果有问题,是最让人担心的。”“新冠肺炎的家庭传播性是非常强的,我们最怕什么?一家好几个人同时感染。”“年龄大于65岁的侨胞要特别注意个人防护,他们是整个疾病高危的对象。”面对留学生是否要回国的焦虑,他设身处地提出建议:“很多朋友问我孩子要不要回来?你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疫情要多长时间?回来是不是决定再也不回去了?你读书工作都不要了?第二,如果不回来待在那里怎么办?你要采取有效的个人防护,这个病真的可以防,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戴口罩,这三点都采用,感染可能性很小。”

晚上7点多,张文宏来到记者们乘坐的车上。他先是谈了一些疫情问题,尤其是对“随着天气变热,新冠病毒传染性会不会变弱”的看法。“印度、马来西亚没有特别重的病人,都偏轻,而日本韩国医疗条件不比马来西亚差,死亡率却比马来西亚高,这就不能说和气候没关系。但是夏天来了这个病毒就一定能被控制住吗?现在也不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因为欧洲已经出现暴发趋势。”

随后的1个多小时,张文宏难得放松,也难得和记者聊了点“个人话题”。记者说:“您这种性格很受网友喜欢。”他答:“我这种性格的人其实挺多,只是出现在电视里,公众就觉得挺好的。所以,与其说这种性格很特别,不如说很普通,但普通又出现在镜头上,出现在节目里,所以大家就觉得很亲切嘛。”

“这性格跟您的职业有关系吗?”

“医学领域比较特别,别人跟我谈论的一般都是非常专业的问题。但这次我为什么和大家说一些浅显易懂的话呢?因为疫情一定要控制好,不发动老百姓,是控制不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有个记者问我专业问题,我不回答。所有记者和我讲话,首先需要老百姓听得懂。在我看来,记者代表公众,所以我和记者的沟通方式,就不能是我和医院同事的沟通方式,这种沟通方式对于大众来讲是不公平的。”

“网友都称您为‘硬核医生’。”

他笑:“哪有什么硬核?我跟你一样!都是普通人。我如果整天装大尾巴狼,那很容易的,你还会说我硬核吗?”

“除了新冠疫情的书,网友鼓励您出别的书,谈育儿,谈爱情……”

他立即打断:“没有必要,这些我并不比你高明,是吧?可以肯定的是,关于新冠病毒,我比你高明。至于别的东西,你们年轻人都是专家,我是完全OUT啦!”

“您有微博吗?会潜水吗?”

他说:“我的主要工作在临床医学,开微博会占用时间,扰乱情绪。人家说你好,会影响你的情绪;人家对你有意见,也会影响你的情绪;如果不说你好,也不说你坏,那开微博干吗呢?”

聊着聊着,目的地就到了,一车人都没听够,只觉得1小时太短。张文宏拿起背包下车,看着《环球人物》记者和摄像师搬器材,又停下来,周到地指明采访位置,“到那里等我吧!”说完就快步上楼了。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他度过了疫情以来的无数个日夜,今晚还有重要的会议等着他。

“很多世界同行都在问:中国经验是什么?”

晚上9点,《环球人物》记者终于等到了张文宏的专访时间。一坐下,他先开问:“大概要多久?”记者以他的语速在心中估算:“半小时左右吧。”但他开口回答第一个问题时,语速就慢了一倍。记者意识到:张主任太累了,采访肯定要超时了。

《环球人物》:当前全球都在抗击疫情,您下午也在和意大利连线,国外现在关心哪些问题?

张文宏:关心的点蛮多的,比较突出的是诊断问题。这段时间,他们病人一下子增加,怎样尽快筛选?诊断试剂怎么去做到位?其次就是隔离,如果病人太多,怎么隔离?如果居家隔离,最怕的是病人突然病情加重,所以他们问我们哪些情况预示着这些病人病情加重。再就是有些地方病死率高,有些地方低,引起这种不同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是国外非常关心的。

《环球人物》:中国最早面对疫情,和国外同行交流时,您内心有什么感受?

张文宏:国外同行的心情,我们完全能理解。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美国和墨西哥暴发时,我们也紧张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放松下来。所以国外同行一开始也是这样看新冠肺炎疫情,以为把边境看看牢、输入性病例管管住,就可以了。新冠病毒,大家一开始都不了解。钟南山院士在1月去武汉一看,发现病毒传播得很厉害了,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跟以前传染病暴发时完全不一样的态势,所以国家采取了武汉封城这样的措施。对国外同行来说,一开始还是防止输入性病例,按照常态的流感那一套来做,大多数情况下这也是能管得住的,只能说这一次新冠病毒太特殊,传播性太强了,病死率到后期还不是很低。所以接下来情况究竟会怎么样?我相信各个国家都会根据防控的成果,不断调整。

《环球人物》:国外同行如何看待中国抗疫?当前全球抗疫中,有哪些“中国影子”?

张文宏:在这次疫情中,中国医生的站位是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国家高度重视。以前我们都觉得好像中国的医疗没有国外发达,对吧?特别是和一些发达的欧美国家比。我前两天和美国几百个临床医生进行网络沟通,近期和意大利、法国,还有东南亚一些专家沟通,发现中国在诊断、治疗方面,已经站在了国际非常前列的位置。当有些国家诊断试剂都没有普及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到了普遍筛查、应收尽收,而且有足够多的呼吸机,甚至人工肺。这一次,中国在医疗资源方面,反而成为世界上最充足的。所以很多世界同行都在问:中国经验是什么?

现在,不论是美国、意大利还是德国,他们在病人的筛查、诊断和隔离方面都比前一阶段明显加快了速度。美国从实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后,除了社区联防联控,我认为其他做法已经与中国十分接近了。这些都是中国经验对世界的影响。

《环球人物》:您曾说“人类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种病毒和细菌面前失败过,我们最终是能够胜利的”,为何人类总能胜利?

张文宏:因为我们总能找到造成疾病的原因,这次我们也找到了病毒,最终也会发明药物和疫苗,或者采用最简单的隔离办法战胜它,这是其一。其二,人类还会不惜付出极大的代价获胜,比如1918年大流感,几乎是把全球给感染个遍,死了5000万到1亿人,那时全球只有18亿人啊!但即便如此,病毒最后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原因是什么呢?病毒如果感染了大多数人,这个时候人类也会建立自己的免疫。所以有专家提出来,我们是不是用群体免疫的方法来对抗新冠病毒?这个理论上也是可以的,但代价蛮大的啊!

新冠病毒的流行,一定会过去。只是,我们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有的国家不愿意采取经济停摆、封城的措施,觉得那样经济停摆了,国家垮掉了,死掉的人会更多。每个国家国情不同,现在不好说,只有等未来回过头再评估。

《环球人物》:这次中国的表现,将会为世界抗疫史留下哪些经验吗?

张文宏:我们有很多地方值得去记录。首先是中国科研的支撑。去年12月疫情在武汉暴发,今年1月初国家一些科研团队就前往武汉,一个星期就把病毒序列全部鉴定出来,速度相当快。序列公布后,新加坡、日本、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马上开始研制诊断试剂。

武汉早期病死率很高。我们就举全国之力投入进去,创造性地建立了方舱医院,在短时间实现应收尽收、隔离救治,这也是抗疫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笔。

这次疫情除了武汉以外,其他地方都是输入性病例,两个月的时间,全国人民采取了一个“闷”的战术。这么大的国家,居然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让整个工作生活节奏放慢,把病毒找出来,然后隔离掉,最后治疗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活活把病毒“闷”死了。这在人类传染病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将来一定会被反复拿出来学习。

“这次疫情对全球大型城市都提出了巨大考验”

《环球人物》:如果将您的实验室数据库中所有病毒都比作一种猛兽,新冠病毒是什么?

张文宏:我觉得你这个比喻非常棒。非典就像是老虎或者恶龙,你一看就吓得要死,病人很快出现重症死亡。但新冠病毒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非典那么厉害,最初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造成的伤害却比非典广。第二,人类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它。按道理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后,通过封城,我们一两个月把它控制住了,国外就有足够时间学习北京、上海这些城市,把疾病控制住,但现在反而出现了全球蔓延。这说明新冠病毒很狡猾,人类有判断不准的地方。而一旦控制不好,这个病毒在个别地区病死率就很高,比如意大利都超过了7%。所以你看,表面上看似温和,但很狡猾,又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你说它是什么?

《环球人物》:毒蛇?狐狸?

张文宏:狼!既厉害,又狡猾,一开始甚至会被误认为是狗,不会引起你的注意。

《环球人物》:和一般病人相比,新冠肺炎病人有哪些特殊性?

张文宏:新冠病毒是一个新的病原种类,也就是说这个病毒以前从没来过这个世界,所有人对它都是易感的。无论男女老少,不管你身体好还是不好,对这个病毒都没有抵抗力,感染率都很高。所以新冠肺炎病人的一个特点是,在感染之前都好好的,突然就生病,具有突然性、广泛性和隐蔽性特点。

《环球人物》:人好好的就感染了,怎样克服他们的恐慌感?

张文宏:这次不光病人有恐慌感,全世界都恐慌了。有的国家还说60%—70%的人群都要感染一遍,你说恐慌不?最近意大利的死亡病例数也在拼命增长,是吧?所以说没有恐慌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这个病又可以治疗。全国到目前为止就是武汉的死亡率高一些,那是因为早期医疗资源不充沛,但武汉以外的城市现在平均下来也就是1%左右。现在通过我们的治疗,相信民众的恐慌心理会有所下降,如果尽早治疗,至少99%的人是可以康复的,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环球人物》:据说战胜病情,信心很重要,您怎么给他们信心?

张文宏:临床上治好病人,就是给他们最大的信心。

《环球人物》:您曾在一次演讲中自称“焦虑”,能谈谈这种焦虑感吗?这次疫情中,有没有焦虑期?

张文宏:那是在一个演讲活动上,前面是别的人在演讲,讲诗歌什么的。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世界还是蛮美好的,对吧?但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会看到这个世界充满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病毒、细菌总是在岁月静好的时候,突袭你的世界。那次还是2017年,转眼都两年多了,当时我们就在讲,像非典这样的事情会一直发生。所以我们感染科的医生需要时刻保持一种警觉性,将新发病原体第一时间鉴定出来,然后报警。你不报警,就很容易造成疏漏,一旦窗口期过掉,后果将非常严重。

这次疫情,在武汉封城之后,上海市进入防控的关键时间节点。如果是不同国家出现疫情,还可以通过海关防住,但国内不同省际之间,封城之前就有很多感染者进入上海。这段时间是最焦虑的,我们能不能在所有医院里面把所有有症状的病人,确切地筛查出来呢?筛查出来之前,感染者是不是已经在社区里面进行了大量传播呢?这个时候整个上海的防控小组是非常紧张的。一旦开始社区传播,传播链就搞不清楚了,大量没有源头的病人就出来了,就会出现一个暴发的态势。上海是一个接近3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一旦暴发,结果非常可怕。

那段时间,上海各个社区、道口做了严密防控,特别是疾控中心、医院的发热门诊、临床实验室,做了大量的密切接触者的溯源工作,最后将每一个病人的传播路线都摸得清清楚楚。这些都归结于上海的城市管理。实际上这次疫情对全球大型城市都提出了巨大考验,东京、新加坡、纽约、北京、上海,其实都在比嘛。到目前为止,上海这个超大型城市的本地病例已经成功消失了两个礼拜,到了一个真正无本地病例、开工复工的时间节点。

《环球人物》:既然到了开工复工的时间节点,如何在过度防控和懈怠心理之间寻求平衡?您说全球疫情不能在短时间内结束,我们还要戴口罩吗?

张文宏:按科学道理来讲,一个城市本地病例数清零,再经过最长潜伏期14天后,就可以复工复产了。如果两个最长潜伏期没有病例,那整个社会应该尽快开始活跃起来。但现在国外输入性病例可能还会增加。所以,国内一方面尽最大可能让经济活跃起来,一方面对输入性病例更加严格管控,两手都要抓。

至于口罩,还是要根据所处的环境和特定人群,来选择戴或不戴。一些重点人群有碰到输入性病例的可能,比如医务工作者,以及卫生、餐饮等服务行业从业者。对他们来说,口罩还是要戴的。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着应急等级的下调,口罩可以逐步脱掉了,但在人口密集的地铁、公交等环境中,再戴一戴口罩也无妨。

“上医治未病,就是把传染病扼杀在早期的摇篮里”

《环球人物》:和其他科室相比,感染科有哪些独特性?

张文宏:我们一般到医院看病,心脏不舒服去看心脏;咳嗽、气透不过来,去看呼吸科;做体检发现肺里有问题,去看肺科或是胸外科;小便不好,去看个肾脏科。所以都有个器官。但感染科比较特殊。什么叫感染?就是自然界中很多微生物,像细菌、病毒、寄生虫会引起人生病的微生物进入人体中繁殖,有可能只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特别厉害。比如这次,新冠病毒进入肺中繁殖,引起感染,那临床表现就是肺炎,是不是?

感染性疾病涉及的面非常广,比如肝炎病毒会引起肝炎,伤寒引起肠道感染,脑炎病毒引起脑炎。分布在全身各个部位,跟其他学科有很多关系。新冠肺炎本质上是一种感染性疾病。但是生的地方是肺,所以呼吸科医生会进来;引起的症状严重后,就会致命,全身多脏器功能受影响,这时候重症医学科也会进来。

《环球人物》:您和所在团队参加了多次抗疫,以往的经验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哪些帮助?

张文宏:对,华山医院感染科团队从最早建科开始,在感染性疾病里,一直保持平战结合的状态,保持对疑难传染病的诊断,实验室的鉴定做得非常前沿。我的导师翁心华是感染科前主任,他的几位学生负责了上海市各个阶段传染病临床救治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教训是:无论在哪个城市,都要有一支感染科常规的、常驻的部队,每个医院都要有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临床医生存在,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安全。

《环球人物》:您说过“上医治未病”,做到这个需要哪些条件?

张文宏:“上医治未病”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等疫情真正全世界蔓延的时候,大家处理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从传染病发展的源头,甚至于在更靠前的位置,把它控制住。对我们来说,治未病就是把传染病扼杀在早期的摇篮里。

《环球人物》:记得2013年,感染科就曾把甲型H7N9流感扼杀在摇篮里。

张文宏:对。2013年的甲型H7N9流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3年我们科的同事卢洪洲教授去会诊,带回来一个病例,马上借助团队力量在很早期就把H7N9病毒的序列做出来了,很快就知道来源于家禽,就把整个动物市场关掉,所以第一阶段H7N9就没有了。但是2016年又突然来了一个H7N9病例,这个在临床上是我们发现的,因为我们实验室对各种不明原因的肺炎都是非常警觉的。所以我们马上向当时的国家卫计委报告,国内掀起了一波给鸡打H7N9疫苗的小高峰。所以现在H7N9就真的没有了。举这两个例子是说,这种传染病早期哪怕只有个例出来,你的迅速发现,对传染病防控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环球人物》:科普也是“治未病”的方式吧?您担不担心过几年大家对新冠疫情这事又淡忘了?

张文宏:科普真的非常重要。每一种传染病,当你生病了再预防就晚了,所以最好还是不生病嘛。这次新冠疫情出来,大众是非常恐慌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权威的声音,用大家听得懂的话,把事情讲清楚了。前段时间我编了一本书(即《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现在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英文、法文、波斯文、越南语,我没要版权,就是给各个国家做科普。

今年的新冠病毒,让大家知道这种事可能以后会经常来。我们还是要做到未雨绸缪。我们将来整个体系建设还要更加强大和敏感,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也需要老百姓迅速响应。这些面向大众的科普教育,希望能对着小朋友反复讲、经常讲。否则过几年,大家又开始麻痹大意,医院的公共卫生相关科室又开始弱化,老百姓在新的疫情发生时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风险依然会很大。

人人都爱张文宏

尽管采访有别于生活,但《环球人物》记者随着张文宏从白天到黑夜颠簸、辗转了一大圈后,临别时,很有些不舍。如果现实生活中你有一个张文宏这样的朋友,隔三差五就能见面聊聊,那你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丰富、豁达、快乐。

有位媒体记者拿出手机给张文宏看了根据他形象设计的手机壳、抱枕等周边产品,他也跟着哈哈大笑,好像在看别人的热闹。张文宏也不上视频网站,压根儿就不知道,现在只要是他的视频,网友激动的弹幕会密密麻麻把画面全盖住。好吧,就算知道,他也不关心。

张文宏曾对媒体说,专家组的专家做到这个份儿上,没一个脾气好的。张文宏是这个专家组的组长,我们曾经设计过一个问题,就是他和脾气很大的专家们怎么相处?他怎么当好这个组长?结果,和张文宏相处了就会发现,现实生活中,你无法不喜欢他,无法对他发脾气,他是那种你整天听他不停说话也不会嫌烦的人。这一定是他能当好组长的原因之一。

短暂的跟访和相处当然无法观察到张文宏的每一个侧面,好在他的视频不少。

疫情暴发之初,是全国上下的医务工作者同新冠病毒进行殊死搏斗,公众情绪最为焦灼的时候。张文宏面对媒体说了一番话:“人不能欺负听话的人。”“(我)把科室所有岗位的医生全部换下来,全部换成共产党员。”他自己也是一名党员,带着科室党员一起冲上去了。危难关头,每个人都需要耿直和真话的力量,更需要说到做到的责任和担当,这让张文宏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欢呼,这段视频一夜爆红。

有人说,张文宏是“鸡汤杀手”,专治媒体人强行煽情、强行励志的毛病。有次,一位记者采访他时,正赶上他妈妈打来电话,记者怂恿他在镜头前和妈妈通话,他却倔强地说“我偏不接”,记者又问他是否想妈妈,他又不中计,来了一句“哪一个正常的人会不想念自己的母亲?”另一次媒体问他“当初上大学为什么选择感染病学”,他回答:“对我个人你不要采访,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就一个乡下人跑到上海,读完书留下来工作而已。”接下来就开始长时间谈论感染科。在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正需要这样的态度:把自己看得很轻,把医学看得很重。

就像张文宏所说的那样,他说的话一定要老百姓听得懂。他把非典和普通流感比作老虎和猫,虽然都是猫科动物,但对人的伤害性对比一目了然。他很明白,过于专业的医学术语,会把老百姓拒之门外。或许,避免刻板说教,才能让普通人更好地接触到医学,这才是真正的专业主义和医者仁心。

在突发的危机中,社会心理总是会寻求一个拯救型的公众偶像;更何况在信息时代,“人人都能成名15分钟”。一个张文宏横空出世,公众如此喜欢他,就难免会塑造他、捧杀他,但好在张文宏坚持做自己,极力把自己往人间拽,不走“高大上”的路子。《环球人物》记者试探性地问他:“都说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您怎样看待外界对您的关注?想让公众在您身上得到什么?”

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临,作为专业人士,有责任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因为大家了解了才会知道怎么去防控。大家都在各干各的事儿,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新冠过掉了,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有趣、无趣,随着新冠的离去,都会回归正常。”

回归正常,这正是眼下每个人内心向往的。就让我们祝福张文宏,在感染科辛苦工作的同时,继续快乐、真实、平凡地生活在我们身边。

记者  杨学义)

(责任编辑:罗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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