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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2019-01-25 17:01:23

大江东

己亥新春即将到来之际,文博界格外吸睛。这边厢,颜真卿《祭侄文稿》赴东京国立博物馆展览之事引发轩然大波,那边厢,上海博物馆也殊为热闹,“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让识宝者纷至沓来。上博已成魔都人流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连馆内保安大叔都累瘫了。大江东工作室自然也奔去学习鉴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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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内座无虚席,为期三天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国际研讨会”在此间举行,90余名来自大陆、中国台湾、香港,美国、德国、荷兰、英国与日本的学者专家们齐聚,探讨这位承上启下、一代宗师的艺术成就。

“好怕大咖们现场吵起来。毕竟,‘双包案’孰真孰假,迄今难有定论。”主办方有人半开玩笑,期待中有点小担忧。

业内人士认为,上博大展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成为深入研究董其昌书画艺术的新起点,有助于学界与公众认识一个真正的董其昌,同时推动中国美术史研究在海内外的进一步发展。

“看不懂董其昌,说明还未真正理解中国书画”

“丹青宝筏”,是大陆规模最大的董其昌艺术大展,以上博馆藏为主,同时向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海内外15 家重要收藏机构商借藏品,遴选董其昌及相关作品共计154 件(组)。

这自然轰动,不少文化人打着飞的来看展。将延续到2019年3月10日的展览,截至目前,已吸引约26万人次参观。

嗯,董其昌大师,就这样成了当代“流量咖”!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书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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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曾鲸、项圣谟《董其昌小像》图页(上海博物馆藏),本文图片均由上海博物馆提供

晚明杰出的书画大家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思白、思翁,原籍上海县(今上海闵行区马桥),后徙居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

嘿嘿,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为让年轻人走近董其昌,上博干脆为他制作了一份现代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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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由上海博物馆制作

作为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书画大师,董其昌集前人大成,融会贯通,洞察画坛时弊,以禅喻画,明智提出并倡导“南北宗论”,并在实践上充分印证,创中国文人画理论史又一高峰。

“看不懂董其昌,说明还未真正理解中国书画”——董其昌正是中国书画一把标尺。

“什么是董其昌?”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设问。从1992年开始,美国何惠鉴主持的“董其昌世纪展”开始,肯定了他在书画史上的巨大意义,另一方面,对他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这个展览初衷,就是把“什么是董其昌”呈现出来。

饶有意味的是,逾半个世纪以来,除30年前上海举办过一次学术研讨会,若干涉及董其昌的活动介于大陆外进行,尤其是专题展空白至今。“原因较难把握。”凌利中指出,“总体而言,董氏之书画真伪问题缺乏实质性推进,探讨空间巨大。”

因此,此次上博大展,实属难得。

哪怕是从实际操作角度而言,都难能可贵。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透露,此次展览筹备了数年之久,除了该馆重量级收藏,更汇聚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等15家海内外重要艺术机构的藏品。借展作品占展品总量的近1/3,达40余件,大部分首次在上海公开亮相,有些仅展出十天。如颜真卿《楷书自书告身帖》卷系首次在中国展出,为此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特意调整了当地展陈安排。而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富春山居图》,同样是当地调整展陈并首次带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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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卷(《剩山图》)(浙江省博物馆藏)

跨度长达48年间的创作尽收眼底

大展珍贵,有幸参观的书画爱好者们,究竟能看到哪些宝贝?

首先请放心,上博大展有口皆碑,从来不是展品的简单罗列,背后必有思想脉络、独特视角与论断。

这次大展,包括董其昌的古书画鉴藏。如王羲之《行穰帖》卷、怀素《苦笋帖》卷、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剩山图》)、倪瓒《六君子图》轴等,均为对董其昌的艺术、人生与画学思想具有深远影响的前辈墨迹。

这是旨在探讨董其昌置身的“时代土壤”,梳理了他在书画理论、创作实践两方面的师承脉络与艺术渊源。

如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剩山图》),董其昌学画即从黄公望入门,毕生推崇临摹。在“南北宗论”中,黄公望是“南宗”画家核心之一。“无用师卷”的笔墨与图式对董氏作品影响至深。

为全面展示董氏艺术成就,还原其艰辛的艺术探索,展览涵盖他各时期重要代表书画,跨度长达48年。如传世所见其最早画作(《山居图》扇;35 岁)至绝笔(《细琐宋法山水图》卷;82 岁)

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42岁:《燕吴八景图册》,董其昌在北京任翰林院编修时为送友人杨彦履南归而作,画京城和松江两地景色,是他学古而变新的转折期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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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董其昌 《燕吴八景图册》之《西山雪霁》(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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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董其昌 《燕吴八景图册》之《舫斋候月》(上海博物馆藏)

《昼锦堂图并书记卷》,是董其昌创作中期(51-62岁)的作品,以青绿设色描绘杂树丰茂、远岫晴空、丹碧相映的江山平远之致。董试图突破院体界画的细谨风格,用董源、黄公望法绘此图,开创青绿山水新画风。画后有董其昌行书欧阳修《昼锦堂记》全文,师法米芾,沉着痛快,堪称珠璧相联。

他的创作成熟期,最著名的代表作便是《秋兴八景图册》。该册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思纵横,参乎造化。笔墨与意境,无不臻妙。题诗录有杜甫、陆游、白朴等人名篇,句中或曰“波上往来舟”,或曰“雨余山更清”。董氏曾言,诗不必与画合,而其笔墨性情透露的高华雍容之意,与婉约典雅之词韵仍为一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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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董其昌 《秋兴八景图册》之一 (上海博物馆藏)

崇祯八年(1635)81岁:《关山雪霁图卷》,董其昌参考五代画家关仝所绘《关山雪霁图》的临古之作,熔铸宋元各家笔墨而成自家面貌,是他晚年代表作之一——此作来自故宫博物院。

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1月23日,“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迎来一次较大规模的换展。惠崇《江南春图》卷、倪瓒《六君子图》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等撤下,接替其展出的是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卷》、董其昌《仿赵孟秋山图轴》等32件(套)书画精品。

“双包案”孰真孰假?“董学”呼之欲出

展览名称“丹青宝筏”,是借用王鉴评价董其昌作品以及吴伟业作品之辞。

“宝筏”,原佛教语,喻指世间一切事物由困惑到解决所使用的方法与手段,犹如藉继承董其昌画学思想的朱耷、王原祁等一大批优秀艺术家,皆属得以升堂入室、进入艺术自由王国之彼岸者,个中董氏指点迷津、金针度人,功德无量。

不夸张的说,晚明的董其昌,足足影响着当时及以后的三百余年画坛。

凌利中介绍,由其特殊地位,明末清初之画坛,大都离不开对其画学思想的继承,造就了以八大、王原祁、石涛、恽寿平、吴历、龚贤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艺术家,画派林立、群星璀璨。而随之产生的,便是董其昌赝品空前泛滥,世称“烂董”。

这成了古书画鉴定一个绕不开的难点。

传世董其昌书画,不乏双包现象。比如,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分藏的两本《烟江叠嶂图》卷便是典型的“双包案”。两者孰为真,孰为假?学界争论不休,鉴定结果大相径庭。台北本久为人知,多次在画刊中发表,其真实性长期未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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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卷》(上海博物馆藏)

上博本原为吴湖帆外祖沈树镛旧藏。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书画鉴定家钟银兰曾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过相关论文,对台北本提出质疑。据凌利中最新考证,他认为台北本不仅是伪作,而且是由高士奇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临摹的。

凌利中当了一把“福尔摩斯”,认为上博本为真迹,“破案”依据:

其一,清人王鸿绪《横云山人集》记载,1689年春,高士奇获挚友王鸿绪所寄其藏《烟江叠嶂图》卷(上博本),兴奋之余当即和东坡韵作答并题于卷末;次年,高氏乘兴摹了一本亦寄王氏。

其二,将高氏书法风格与台北本逐字比对后,发现该卷所谓董其昌诗题书风与高氏手迹十分吻合,诸如结体、行气、章法皆同,尤其是笔性皆有硬朗尖刻特征,卷中包括“江村秘藏”朱文印在内的高氏钤印皆真。例如,上博本《烟江叠嶂图》中“天使”二字,更接近董其昌题宋高宗《暮春三月诗帖》中“陵”“使”的笔锋。此外,高氏本人亦有自匿真迹、进贡伪本之故实。

“高士奇是业余画家,他的绘画造型能力缺乏专业训练,对复杂的山石结构、空间层次的处理显得无措,即使依样画葫芦,依旧只是描摹个大概。”凌利中通过高清图比对,认为真迹上博本显然更胜一筹。

而此次研讨会,美国学者李慧闻给出另一种观点——两幅《烟江叠嶂图》卷均系伪作,但台北本的艺术性更强,许多特征是真实的——题款、印章衿盖的位置和画面的独特风格。剪影式的云与位于画幅中心黑沉沉的山峦形成对比看,白色的波段穿插于山水构图,以及富有生机的律动的悬崖。

辨伪识真,是董其昌研究的基本前提。可以预料,随着对董其昌书画艺术研究的深入,正如专家在研讨会现场所呼吁的那样,未来,中国画史或许会出现一门“董学”,犹如文学史之“红学”。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大江东工作室 曹玲娟 王文娟 )

(责任编辑:罗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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